近年来，我数次来到贵州遵义，并在离遵义市区较远的一个偏僻山村定点深入生活，写出了一部以描绘脱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花灯调》，以文学见证了山乡巨变的历史性奇迹。这部小说先被列入国家“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接着被选为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原创作品。小说在2024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和北京市文学阅读季“京华好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九十周年前夕，我再次来到红色革命圣地遵义，瞻仰遵义会议会址，重温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会议。会议纠正了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向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和湘江战役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由于惨烈的湘江战役，才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我每次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都难免会联想到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进行的。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设下道道防线，在湘江西岸架起密集的轻重机枪，企图把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东岸。红军将士经过五天五夜的英勇奋战，硬是杀出血路，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才有机会到达遵义，赢得了短暂的休整和开会时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无比惨重，整个队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只有3万余人。不难想象，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高山垂首，江水呜咽，那是何等悲壮！须知那些满腔热血的红军将士都经历过四次反“围剿”，个个身经百战，都是革命的火种。壮志未酬，他们血洒湘江，让人无比痛惜。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我也是当年的一个对革命前景充满憧憬的红军战士，却在错误的决策和指挥下，死在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的寒冷江水之中，我一定会悲愤无比，死不瞑目。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正是在红军官兵的一致要求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在求变的舆论推动下，著名的遵义会议才得以适时和顺利召开。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四渡赤水，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新中国成立所开创的新纪元。

我们在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时，除了谈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所发挥的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还有遵义人民的贡献。其实，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以及在随后进行的青杠坡战役和四渡赤水的战斗中，中央红军往往返返在遵义地区转战了三个多月。在这九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岁月中，好像庄稼的生长离不开土地一样，红军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次胜利，都离不开遵义人民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说，红色的土地有红色的人民，革命圣地有革命的人民，在革命进程中，英雄的遵义人民功不可没。

2022年6月，我在遵义市汇川区芝麻镇竹元村定点深入生活期间，得知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一支红军队伍曾在竹元村住过一晚。听一位姓杨的村民讲，红军当年向他们家借了三石苞谷，打了借条。我一听，认为借条是革命文物，很有意义，问他借条还在不在？提出看一看借条。他说，红军离开后，国民党的军队过来了，国民党说他们家借给红军粮食是“通共”，一把火把他们家的房子烧掉了。因为房子烧掉了，放在房子里的借条就找不到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想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要打仗，就得吃饭，成天饿着肚子，就无法和敌人拼杀。红军有几万人，对粮食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而粮食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就地取粮，靠农民支援。遵义地区多是山区，重峦叠嶂，被说成“地无三尺平”。遵义的土地也很贫瘠，每年打的粮食有限，农民解决自己的温饱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人民等于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才能为红军提供粮食。这样的精神是多么可歌可泣，值得永远铭记。

红军四渡赤水，其中的一渡和三渡是在遵义境内完成的，一渡是在土城，三渡是在茅台渡口。赤水河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涉水过河是不可能的。要渡过河去，红军的千军万马或者是过桥，或者是坐船。可是，一直在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红军渡河，提前把桥炸掉了，并把老百姓的船收走烧掉了。红军要临时搭浮桥，必须征集搭桥的材料。材料从哪里来？只能来自当地的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证明，遵义的人民群众已经知道了，红军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解放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而战斗的。他们热爱红军，甘愿为红军的战斗贡献一切力量。他们从家里扛来了木料、竹子，有的甚至摘下自己家的门板，送到河边，支援红军搭浮桥。有的老百姓家里藏有未被国民党军队搜走的木船，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船只贡献出来，帮助红军渡河。他们一趟又一趟在激流中划动船桨，把红军战士从此岸渡到彼岸。现在，红军四渡赤水的各个渡口，都竖立起石碑一样的巨石，上面用红字书写着渡口的名字，供游人参观。这既是对红军四渡赤水的纪念，也铭记着遵义人民对四渡赤水的巨大贡献。

相比在物质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遵义人民在有生力量和生命上所作的贡献更大，更宝贵，更值得载入史册。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队伍大大减员，急需补充新的力量。就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和部队短暂休整期间，各部队在驻地通过刷大标语，走上街头讲演，表演节目，并走村串户宣传，动员一些适龄青年参加红军队伍，走上革命道路。在12天时间内，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红军队伍迅速“扩红”达5000多人。当时整个遵义地区的人口并不是很多，只有60多万人。红军在1935年1月19日被迫从遵义转移，1月28日，就发生了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场战役——青杠坡战役。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参军才十来天时间，他们刚穿上军装，刚拿起枪杆，就投入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那场兵力悬殊、寡不敌众的战斗中，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却付出了牺牲2000多名红军战士的沉重代价。在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些刚参军不久的遵义籍的战士。